文学论文
论文网 > 文学论文

走马楼吴简刑手、刑足考——兼论历史上禁止自残的法律

2019-12-14 21:45:52

文学论文网发布走马楼吴简刑手、刑足考——兼论历史上禁止自残的法律,更多走马楼吴简刑手、刑足考——兼论历史上禁止自残的法律相关论文,请访问论文发表网文学论文栏目。

内容 摘要:从汉唐到明清的历朝 法律 中可知,某些贫苦百姓往往自残肢体以“避事”,大量史实告诉我们,自残者所避之“事”就是官府的横征暴敛、严刑逼供及其他种种苛政,每当这些苛政超出百姓所能承受的极限,自残事件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发生。就吴国而言,由于赋税徭役沉重,百姓流亡、弃婴乃至叛逃事件时有发生,考虑到三国之前和三国之后各个 时代 都有由于苛政导致百姓自残的史实,我们有理由相信,吴简中的刑手、刑足是苛政所造成的恶果,是贫苦百姓为逃避苛政的自残行为。
关键词:苛政  自残  避事
 
 
走马楼吴简中有许多刑手、刑足的记录, 目前 关于这类记录的解释,主要有“肉刑说”和“作战致残说”两种观点。[1]二者都提出了一些论据来证成其说,但也都有纰漏。本文认为,走马楼吴简所见的刑手、刑足,既不是官府对罪人所施的肉刑,也不是作战致残的结果,而是贫苦百姓不堪忍受官府的残酷剥削压迫,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所作出的痛苦抉择——自残。
一、对肉刑说和作战致残说的评论
为了讨论方便,先将吴简中有关资料列举如下:[2]
1. 东乡劝农掾殷连,被书条列州吏父兄人名年纪为薄,辄科核乡界,州吏三人,父兄二人,刑、踵、叛走,以下户民自代,谨列年纪,以(已)审实,无有遗脱,若有他官所觉,连自坐。嘉(禾)四年八月廿六日,破莂保据。
2. 广成乡劝农掾区光言,被书条列州吏父兄子弟伙处人名年纪为簿,辄隐核乡界,州吏七人,父兄子弟合廿三人,其四人刑、踵、聋、颐病,一人被病物故,四人真身已遂及随本主在官,十二人细小,一人限田,一人先出给县吏,隐核人名、年纪相应,无有遗脱,若后为他官所觉,光自坐。嘉禾四年八月廿六日,破莂保据。
3. 戎里户人公乘何钦,年五十五,算一,刑两足
4. 常迁里户人公乘何著,年五十四,算一,刑两足,复(9—2950)
5. □会里大男周春,年廿四,刑右手(4—1335)
6. 义成里户人公乘黄硕,年六十三,刑右足(9—2899)
7. 高平里户人公乘鲁开,年卅二,算一,刑左手,复(9—3017)
8. 雷黑嫂大女杷,年卅三,算一,刑右足,复(9—2880)
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“肉刑说”。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,上述资料为“刑事制裁记录”,“总之吴简所见的刑种,姑且可解作肉刑。但此肉刑究竟如何行刑,是斩手斩足,还是割裂手足的某个部位,尚不得而知”。
其实,吴简整理者最早撰文提到上述资料时,就对其中的刑手、刑足是否为肉刑持怀疑态度:
“刑右手”和“刑右足”,亦不解其意。因为汉代已废肉刑,刖刑已被釱刑代替。《史记·平准书》云:“敢私铸铁器煮盐者,釱左趾。”《集解》引韦昭曰:“釱,以铁为之,著左趾以代刖也。”据《晋书·刑法志》记载:汉末天下将乱,百姓有土崩之势,刑罚不足以惩恶,大臣名儒多欲恢复肉刑。但讨论多次,均未通过。曹操当政时期,由于缺铁,甚至改“定甲子科,犯釱左右趾者,易以木械”。以木械趾,更难致残(见下)。则此处所见“刑右手”和“刑右足”, 自然 决非釱刑。[3]
持肉刑说者并没有提出更有力的证据来回答《新收获》的上述疑问。而且,《三国志》中的有关记述已经告诉我们,在当时的 历史 条件下,恢复肉刑并不利于政权的稳定,如《三国志·魏书·钟繇传》:
初,太祖下令,使平议死刑可宫割者。繇以为“古之肉刑,更历圣人,宜复施行,以代死刑。”议者以为非悦民之道,遂寝。及文帝临飨群臣,诏谓“大理欲复肉刑,此诚圣王之法。公卿当善共议。”议未定,会有军事,复寝。太和中,繇上疏曰:(原文略,大意是说,恢复肉刑,某些罪人可以免死而就肉刑,这样就能减少死刑的数目)……司徒王朗议,以为“……今复行之,恐所减之文未彰于万民之目,而肉刑之问已宣于寇雠之耳,非所以来远人也。……”议者百余人,与朗同者多。帝以吴、蜀未平,且寝。[4]
根据这段记载,在曹操、曹丕和曹叡统治时期,钟繇先后三次主张恢复肉刑,都因其他大臣的反对而未果。反对恢复肉刑的理由颇值得玩味,归纳起来,大致有三:第一,恢复肉刑会招致百姓的不满,丧失民心(“议者以为非悦民之道”);第二,尽管恢复肉刑的本意是要减少死刑的数目,但百姓并不领情,反而使敌对政权(蜀、吴)获得向魏国兴师问罪的口实(“所减之文未彰于万民之目,而肉刑之问已宣于寇雠之耳”);第三,使敌对政权统治下的百姓不敢前来投靠(“非所以来远人也”)。魏国多数大臣对恢复肉刑的担忧表明,对这一 问题 如果处理不当,会 影响 人心的向背和政权的根基。可以想见,在这种情况下,三国中的任何一方,恐怕都不敢轻易恢复肉刑。
从前面所列举的吴简中,我们看到,有些刑手、刑足者还享受到“复”(免除徭役)的待遇。当时由于战乱,人口数量锐减,人力缺乏,在这种情况下,把犯罪之人处以肉刑,并让其享受“复”(免役)的待遇,于情于理,有欠稳妥。鉴于《新收获》对肉刑说所提出的疑问,鉴于上述《三国志》的有关记述,我们认为,吴简中的刑手、刑足,不可能是肉刑的恢复。
下面我们再来看“作战致残说”。持此观点者认为吴简中刑手、刑足之“刑”,应该读作“剏(创)”,表示“有伤残”,并进一步指出:
我们还对简文记载的“创”手足者的情形作了迸一步的 研究 ,注意到那些手足有“创”者许多都是有爵的,如“公乘鲁开”创左手,“公乘何著”创两足,“公乘黄硕”创右足,“公乘何钦”创两足,因而推想他们很可能是在对敌作战中受伤致残的兵士。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背景,他们被免除徭役才能够得到更加合理的解释。要言之,他们可能是光荣的退伍军人,而非《新收获》所指认的受刑的罪徒。
此字应该读作“刑”还是读作“剏(创)”,目前尚无定论,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此字在吴简中表示手、足伤残之意。为了方便起见,本文仍将其读作“刑”。
作战致残说虽然也能找到一些史料根据,但仍然不能自圆其说。首先,这一说法无法解释刑手、刑足者中女性的存在。例如,前面所列举的第8例吴简,该简中那个“刑右足”者,是年龄为三十三岁的大女。这就需要回答,三国时期是否有女性参加作战呢?如果这一问题不能解决,作战致残说是值得怀疑的。
第二,众所周知,汉代只有爵位在五大夫以上的人,才有资格享受“复”(即免除徭役)的待遇。如汉文帝时,晁错建议“入粟拜爵”,“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,乃复一人耳”。[5]又汉武帝时,“兵革数动,民多买复及五大夫,征发之士益鲜。”[6]至于比五大夫低的公乘,是没有资格享受免役待遇的。而且我们在居延和敦煌汉简中,可以看到大量爵位为公乘的戍卒,试举几例如下:
戍卒汝南郡西平中信里公乘李参,年廿五,长七尺一寸(15.22)
戍卒南阳郡鲁阳重光里公乘李少子,年廿五,庸同……(49.32)
戍卒梁国己氏显阳里公乘卫路人,年卅(50.16)
戍卒梁国己氏高里公乘周市,年卅(50.29)
毋伤燧戍卒居延昌里公乘李乐,年卌……(132.3)
河渠卒河东皮氏毋忧里公乘杜建,年廿五(140.15)[7]
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,说明至少从西汉中后期开始,公乘作为“民爵”的最高一级,在一般平民中所占的比例是很高的。西汉中后期以后,由于汉朝廷滥赐滥卖军功爵,使爵位逐渐失去了原有的价值,并越来越与军功无关了。此时公乘以下的“民爵”,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。进入东汉,军功爵制的轻滥现象更加明显,并最终走向衰落。[8]到了三国时期,孙吴政权竟然用公乘这种毫无价值的“民爵”来奖赏“光荣退伍”的伤残军人,并使之享受到汉代五大夫以上的人才能享受的待遇,恐怕不符合史实。基于上述两点理由,我们认为,“战争致残说”并没有多少说服力。
上述诸说虽都有疏漏之处,但有一点是可以达成共识的,即不论是吴简整理者,还是持“肉刑说”或“作战致残说”的学者,都承认吴简中的刑手、刑足是手、足伤残之意。
二、历代禁止自残的法律
那么,是什么原因使这么多人手、足伤残呢?张家山汉简中的一条文字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答案:
《二年律令·贼律》:贼伤人,及自贼伤以避事者,皆黥为城旦舂。
整理小组注:事,役使。《汉书·高帝纪》“皆复其身及户勿事”注引如淳曰:“事谓役使也”。[9]
“事”表示役使,见于 文献 者还有:
《国语·鲁语下》:诸侯有旅贲,御灾害也;大夫有贰车,备承事也;士有陪乘,告奔走也。(韦昭注:承,奉也;事,使也。)[10]
《史记·靳歙列传》:(信武侯靳亭)坐事国人过律,孝文后二年,夺爵,国除。(《索隐》案:刘氏云“事,役使也,谓使人违律数多也”。)[11]
因此,《二年律令》中的“事”,指官府的徭役或其他杂役,当无疑问。为了逃避官府的役使,有人与官府勾结,转嫁负担;有人背井离乡,亡逃山林,这几乎是每个王朝都存在的现象。然而,竟然有人选择“自贼伤”(故意伤害自己)以避役使,试想,如果不是官府的压迫远远超出了百姓所能承受的极限,谁愿作出如此极端的选择呢?法律对此作出明文规定,说明在当时,“自贼伤以避事”不是个别现象。
南北朝时期也有针对自残的法律:
《宋书·武帝本纪下》永初元年:又制有无故自残伤者补冶士,实由政刑烦苛,民不堪命,可除此条。[12]
“有无故自残伤者补冶士”是对自残者的惩罚,这一法令是什么时候制定的,已无从查考。值得注意的是,宋武帝在此明确承认自残是“政刑烦苛,民不塂命”所致,而不是法律条文中所说的“无故”。
汉代和南北朝时期针对自残的法律已如上述,就现存法律而言,唐、宋、明、清各朝法律中都有类似规定。为避免论述过于冗长,这里只以唐律和清律为例。我们先看唐律,《唐律疏议·擅兴》“征人巧诈避役”条:
诸临军征讨,而巧诈以避征役,(巧诈百端,谓若诬告人、故犯轻罪之类。)
[疏]议曰:临对寇贼,即欲追讨,乃巧诈方便,推避征役。注云“巧诈百端”,或有诬告人罪,以求推对;或故犯轻法,意在留连;或故自伤残;或诈为疾患。奸诈不一,故云“百端”。不可备陈,故云“之类”。[13]
“疏议”在列举“巧诈百端”的各种情况时,就把“或故自伤残”、“或诈为疾患”包括在内。所谓“故自伤残”,与汉律中的“自贼伤”同义,都是故意伤害自己的意思。再看《唐律疏议·诈伪》“诈疾病及故伤残”条:
诸诈疾病,有所避者,杖一百。若故自伤残者,徒一年半。(有避、无避等。虽不足为疾残,而临时避事者,皆是。)
其受雇倩,为人伤残者,与同罪;以故致死者,减斗杀罪一等。[14]
汉律中关于“自贼伤以避事”的规定属于《贼律》,而唐律的有关条文则分别放在《擅兴》和《诈伪》中;唐律将伤残划分为“故自伤残者”、“虽不足为疾残,而临时避事者”、“其受雇倩,为人伤残者”等等,这比汉律要详细得多。不过,大体而言,汉律与唐律有很多相同之处:二者都明确自残的目的都是为了“避事”;二者对故意自残以避事者,都制定了具体的惩罚措施。
宋、明、清各朝的有关法律都是唐律的延续,如《大清律例·刑律·诈伪》“诈病死伤避事律文”条规定:[15]
凡官吏人等诈称疾病,临事避难(如难解之钱粮,难捕之盗贼之类)者,笞四十。(如所避之)事重者,杖八十。○若犯罪待对故自伤残者,杖一百。诈死者,杖一百、徒三年。(伤残,以求免拷讯。诈死,以求免出官。)所避事重(于杖一百、徒三年)者,各从重论;(如侵盗钱粮,仍从侵盗重者论。)若无避(罪之情,但以恐吓诈赖人)故自伤残者,杖八十。其受雇倩为人伤残者,与犯人同罪;因而致死者,减斗杀罪—等。O若当该官司知而听行,(谓知其诈病而准改差,知其自残避罪而准作残疾,知其诈死而准住提。)与同罪;不知者,不坐。
《大清律例》对上述条文的来龙去脉作了如下交待:
谨按:此条唐律内系诈病死伤不实与诈疾病有所避两条,明始并为诈病死伤避事一条,我朝仍之。其小注悉系顺治初年律内集入。
根据上述交待,可知此条律文远承唐律,近袭明律。与前面所引有关唐律比较,也可明显看出其间的继承关系。所不同者,清律中多出“若犯罪待对故自伤残者,杖一百”一条,即犯罪者在接受审讯之前,故意“自伤残”——想必是审讯过程过于残酷,犯罪者宁可自残,也不愿接受审讯。如此说来,自残者所避之“事”,可能不限于“役使”,内容要广泛得多。
上述禁止自残的法律条文,既有三国以前的,也有三国以后的,几乎无朝而不有。从各朝法律条文来看,自残都与“避事”直接相关;对于自残者,法律都采取惩罚手段加以吓阻。那么,这些法律条文所反映的 社会 现实又是如何?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://www.lwlm.com
录入:xiaohua
相关推荐